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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首页 > 新闻中心 加强基础研究 做强生物医药产业
添加人:admin 添加时间:2023年06月08日 阅读: 926 次 来源:科技日报
过去十余年来,在国家的持续投入和支持下,我国生物医药创新体系初步建成,药物研发水平与国际接轨,但我国生物医药源头创新能力有待提高,生物医药产业总体“大而不强”的局面仍需改善,要解决这些问题,加强基础研究是关键。
生物医药产业是关乎人民健康、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的关键核心领域。过去十余年来,在国家的持续投入和支持下,我国生物医药创新体系初步建成,药物研发水平与国际接轨,但我国生物医药源头创新能力有待提高,生物医药产业总体“大而不强”的局面仍需改善,要解决这些问题,加强基础研究是关键。
我国生物医药基础研究有待加强
基础研究通过先驱性的科学发现和颠覆性的技术发明,不断拓宽人类对生命机理的认知边界,丰富人类应对疾病威胁的手段工具,是生物医药源头创新的基础和引擎。
2008年我国实施“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以来,中央财政共投入233亿元,对10类重大疾病、3000多个课题提供支持,推动我国生物医药基础研究走上快车道。如今,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在生物医药领域方面的研发实力显著增强,高质量论文专利数量快速增长,生物医药重大品种研发取得重要进展,在癌症、白血病、耐药菌防治等众多领域打破了国外垄断。在新冠疫情中,我国围绕药物筛选、疫苗研发、检测试剂、动物模型、病毒科学溯源等五大方向部署了80多个科研攻关项目,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基础研究成果。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需要认识到,与世界领先水平相比,我国生物医药基础研究仍处于“跟跑”“并跑”阶段,在研发投入、支撑条件、成果转化、人才队伍等方面尚有很大提升空间。
第一,在研发资金方面,我国包括自然科学基金委支持的基础研究项目常态化投入每年约70亿元,分配到生命科学和医学领域的基础研究资金相对不足,政府投入有待进一步统筹增效。
第二,在支撑条件方面,我国生物医药领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布局与国外仍有差距,尤其是生物技术与人工智能、大数据、先进材料等前沿领域相融合的基础设施供给相对不足,生物医药基础研究所需的高端仪器设备、材料和科学数据等存在“卡脖子”风险。
第三,在成果转化方面,我国成功转化为研发管线资产乃至上市新药的成果较为有限,生物医药成果转化率长期保持5%左右,基础研究向产业转化的体系和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第四,在人才队伍方面,我国生物医药相关学科建设起步较晚,尽管我国已形成一支规模庞大的生物医药科研人员队伍,但具有多学科背景的交叉、复合型人才,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领军人才依然较为紧缺。
多措并举激活生物医药创新源动力
当前,面向人民生命健康领域的竞争正在成为大国科技竞争的主战场。美国、英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在加快推进生物医药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前沿新兴技术发展,以确保本国在全球拥有持续竞争力。我国亟须把握当下重大窗口机遇期,把基础研究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推动我国加速从医药制造大国向医药创新强国迈进。
第一,加强顶层规划,完善生物医药基础研究投入机制。加大生物医药基础研究财政投入,对脑科学、人类微生物组、免疫治疗、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等生物医药基础研究领域进行前瞻布局和资源倾斜,力争在“十四五”期间完成生物医药领域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比例超8%的目标。完善国家科技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体系支持生物医药基础研究的机制,设立专门的国家生物医学专项基金,创新项目遴选和资助方式,注重竞争性和稳定性经费之间的统筹协调,提升政府资金对优质基础研究成果早期转化的倾斜力度。通过减免税收等方式鼓励社会和企业对生物医药基础研究的投入和捐赠。
第二,夯实生物医药基础研究支撑条件,强化原材料和设备自主保障。加快生物医药基础研究试剂和科学仪器设备的研制。对标发达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在领域布局方面查缺补漏,提前规划部署引领性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进一步扩大国家化合物样品库共建共享的范围和程度,探索新型共建共享模式。提升国家医学图书馆功能,建立更完善的本土化全球生物医学文献检索系统。建立国家细胞资源库、生物种质类器官库和国家实验动物中心等生物种质与实验材料资源库馆。成立国家生物信息中心,提升生物数据存储、管理和共享一体化水平。
第三,拓展生物医药基础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加强产学研合作,打通基础研究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促进新兴技术交叉融合,充分利用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力争在药物研发新靶点、新机制、新策略等方面取得突破,提高药物发现、药物设计、临床试验的效率。尽快出台国家层面的转化医学发展规划,加快国家转化医学中心建设,形成转化医学研究的规范、准则以及项目评估机制。探索新型研发机构、新型研究型医院等的创新体制和管理模式,鼓励企业打造创新联合体,建立共性研发平台和技术创新中心,打破产学研围墙,形成富有活力的创新生态。
第四,提升我国大学、研究机构的教育水平和研究实力,重视本土人才培养和交流。加快培育生物医药领域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鼓励我国科学家积极参与和主导生物技术领域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工程,推进与国际领先生物医药研究机构的协作互认和科技资源共享。通过学科布局、培养路径、教学理念等方面的优化,改进我国生物医学教育模式,打造高质量生物医药创新人才梯队,例如,与时俱进地调整学科布局,及时补充设置新兴交叉学科;加大对兼具医学、药学、信息技术、商业等背景的复合型研究和产业人才的培养力度;鼓励学生将兴趣投入到理论研究上来等。
生物医药产业是关乎人民健康、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的关键核心领域。过去十余年来,在国家的持续投入和支持下,我国生物医药创新体系初步建成,药物研发水平与国际接轨,但我国生物医药源头创新能力有待提高,生物医药产业总体“大而不强”的局面仍需改善,要解决这些问题,加强基础研究是关键。
我国生物医药基础研究有待加强
基础研究通过先驱性的科学发现和颠覆性的技术发明,不断拓宽人类对生命机理的认知边界,丰富人类应对疾病威胁的手段工具,是生物医药源头创新的基础和引擎。
2008年我国实施“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以来,中央财政共投入233亿元,对10类重大疾病、3000多个课题提供支持,推动我国生物医药基础研究走上快车道。如今,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在生物医药领域方面的研发实力显著增强,高质量论文专利数量快速增长,生物医药重大品种研发取得重要进展,在癌症、白血病、耐药菌防治等众多领域打破了国外垄断。在新冠疫情中,我国围绕药物筛选、疫苗研发、检测试剂、动物模型、病毒科学溯源等五大方向部署了80多个科研攻关项目,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基础研究成果。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需要认识到,与世界领先水平相比,我国生物医药基础研究仍处于“跟跑”“并跑”阶段,在研发投入、支撑条件、成果转化、人才队伍等方面尚有很大提升空间。
第一,在研发资金方面,我国包括自然科学基金委支持的基础研究项目常态化投入每年约70亿元,分配到生命科学和医学领域的基础研究资金相对不足,政府投入有待进一步统筹增效。
第二,在支撑条件方面,我国生物医药领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布局与国外仍有差距,尤其是生物技术与人工智能、大数据、先进材料等前沿领域相融合的基础设施供给相对不足,生物医药基础研究所需的高端仪器设备、材料和科学数据等存在“卡脖子”风险。
第三,在成果转化方面,我国成功转化为研发管线资产乃至上市新药的成果较为有限,生物医药成果转化率长期保持5%左右,基础研究向产业转化的体系和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第四,在人才队伍方面,我国生物医药相关学科建设起步较晚,尽管我国已形成一支规模庞大的生物医药科研人员队伍,但具有多学科背景的交叉、复合型人才,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领军人才依然较为紧缺。
多措并举激活生物医药创新源动力
当前,面向人民生命健康领域的竞争正在成为大国科技竞争的主战场。美国、英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在加快推进生物医药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前沿新兴技术发展,以确保本国在全球拥有持续竞争力。我国亟须把握当下重大窗口机遇期,把基础研究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推动我国加速从医药制造大国向医药创新强国迈进。
第一,加强顶层规划,完善生物医药基础研究投入机制。加大生物医药基础研究财政投入,对脑科学、人类微生物组、免疫治疗、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等生物医药基础研究领域进行前瞻布局和资源倾斜,力争在“十四五”期间完成生物医药领域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比例超8%的目标。完善国家科技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体系支持生物医药基础研究的机制,设立专门的国家生物医学专项基金,创新项目遴选和资助方式,注重竞争性和稳定性经费之间的统筹协调,提升政府资金对优质基础研究成果早期转化的倾斜力度。通过减免税收等方式鼓励社会和企业对生物医药基础研究的投入和捐赠。
第二,夯实生物医药基础研究支撑条件,强化原材料和设备自主保障。加快生物医药基础研究试剂和科学仪器设备的研制。对标发达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在领域布局方面查缺补漏,提前规划部署引领性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进一步扩大国家化合物样品库共建共享的范围和程度,探索新型共建共享模式。提升国家医学图书馆功能,建立更完善的本土化全球生物医学文献检索系统。建立国家细胞资源库、生物种质类器官库和国家实验动物中心等生物种质与实验材料资源库馆。成立国家生物信息中心,提升生物数据存储、管理和共享一体化水平。
第三,拓展生物医药基础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加强产学研合作,打通基础研究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促进新兴技术交叉融合,充分利用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力争在药物研发新靶点、新机制、新策略等方面取得突破,提高药物发现、药物设计、临床试验的效率。尽快出台国家层面的转化医学发展规划,加快国家转化医学中心建设,形成转化医学研究的规范、准则以及项目评估机制。探索新型研发机构、新型研究型医院等的创新体制和管理模式,鼓励企业打造创新联合体,建立共性研发平台和技术创新中心,打破产学研围墙,形成富有活力的创新生态。
第四,提升我国大学、研究机构的教育水平和研究实力,重视本土人才培养和交流。加快培育生物医药领域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鼓励我国科学家积极参与和主导生物技术领域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工程,推进与国际领先生物医药研究机构的协作互认和科技资源共享。通过学科布局、培养路径、教学理念等方面的优化,改进我国生物医学教育模式,打造高质量生物医药创新人才梯队,例如,与时俱进地调整学科布局,及时补充设置新兴交叉学科;加大对兼具医学、药学、信息技术、商业等背景的复合型研究和产业人才的培养力度;鼓励学生将兴趣投入到理论研究上来等。
(作者:陈健 朱 姝 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来源:科技日报